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基督教文化对其产生过毋庸置疑的影响,在鲁迅、冰心、许地山、庐隐、张资平、老舍等诸多的作家的笔下,都可见到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作家的创作中几乎消失了基督教文化的痕迹,它似乎已成为主流社会所鄙视的一种文化,或许已成为帝国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的代名词。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基督教徒的生活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也不应当将其排斥在外,虽然在我国不可能像西方社会一样把基督教当作解读文学作品的钥匙或密码,但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基督徒的生活、阐释基督教的思想,不应当引起人们大惊小怪或鄙视。皈依了基督后的北村,以其一颗对基督的虔诚的心和作家的富有良知的责任感,在其创作中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独异的世界,其作品中以极具神性的形象对具有缺陷人性的主人公的传教与启示,对《圣经》经文的引用,人物对神的皈依和膜拜,大段的虔诚祷词,神奇的宗教意象等,都使北村的创作溢出浓浓的基督教色彩。“用基督徒的目光打量这个堕落的世界”的北村的出现,不仅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基督教文化的关注,而且体现了今天我们对文学的宽容和文学创作的多元化,文学已真正回到其原本的位置上了。
北村曾是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先锋作家，创作有一系列实验性小说，如《谐振》、《逃亡者说》、《归乡者说》、《劫持者说》、《披甲者说》、《脂噪者说》、《陈守存冗长的一天》和《安全》等。评论家南帆概括他的先锋小说特点是:“表象语言”、“隐约的寓意”和“镜像结构的复映”[1]。他曾专心于小说技术的不断实验与创新，设置小说语言的迷宫，追逐技术形式的翻新，但这一切并没有带给他精神的长久快乐，反而陷人了内心的空洞与盲目，他无法独自面对真实的自我，为没有“信念”与“良知”的写作而惶恐不安。1992年对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精神事件，他叙述了它的经过，“1992年3月10日晚上8时，我蒙神的带领，进人了厦门一个破旧的小阁楼，在那个地方，我见到了一些人，一些活在上界的人。神拣选了我。我在听了不到二十分钟福音后就归人主耶稣基督。”[2]他叙述起来非常简单，从发生的原因到出现的结果，简明扼要。这实际上也是发生在共和国文学里的一个重要的精神事件，北村可能也是共和国文学时代中唯一的一位自称信仰基督教的作家。从此，“当我信主后”就成了北村的习惯用语，他的创作更加贴近现实人生,更加注重对人物心灵的剖析和叩问,更加突出对人生存意义与价值的探询,在关注现代人的绝望体验和终极关怀时,推崇神对人的灵魂的拯救。在谈及对基督的皈依时,北村说:“这之后我写出了另一批小说《施洗的河》、《张生的婚姻》、《伤逝》、《玛卓的爱情》、《孙权的故事》和《水土不服》等作品。我对这些作品没什么好说,我只是在用一个基督徒的目光打量这个堕落的世界而已。”“我要说的是,人活着是有意义的,没有神人活着就没有意义……”[3]他的写作就成了一个教徒的声音，有“神圣的启示”和人的“终极关怀”，这些作品是北村“用一个基督徒的目光打量这个堕落的世界”的言辞。
一、罪孽与苦难
《圣经》：在世间有苦难
皈依了基督的北村对基督教的原罪之说深以为然。他说:“人类在伊甸园子里起首犯了一个很清洁的罪,吃了那颗果子,神明明那么绝对和肯定地告诫人不得吃善恶树的果子……人弃绝了神的爱,起首走上了一条背逆的路。”他认为:“一定有一个罪拦阻我们,不承认它,就不会让我们过去。”[4]“当然,无论男女,只要是人,他们都是有罪的……”[5]“我们必须正视人的罪恶及其在文化中的后果。”[6]因此北村的小说大多执意描写充满罪孽与苦难的人生。他说:“对苦难的揭示是我的小说承担的责任。圣经说‘在世间有苦难,’所以我不明白小说除了发现这种人类的悲剧之外还能干什么。”[7]北村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执意描写有罪之人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的种种苦痛的人生和内心。北村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是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的知识者,或为诗人,或是作家,或做编辑,他们大多在努力寻觅自我的人生价值。他们的生活理想。如《玛卓的爱情》中的玛卓所追求的:“她说,人应该诗意地栖居,荷尔德林说的。”北村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常常要么追求诗意地栖居而不得始终处于苦痛之中,要么由于处在罪恶的世界中,心找不到栖所而走向颓废与堕落。《伤逝》中的超尘渴望的正是这样一种诗意地栖居的生活理想,然而她所面对的却始终是一种世俗的生活。她与大学时的同学李东烟相爱,企望在李东烟身上寻觅到她过去生活的理想,找到她能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她甚至将自己的身体献给了李东烟,当超尘觉得李东烟“乏味透顶、恶俗透顶”后决意离开他时,他跳楼自尽了。超尘在出版社被丈夫当众殴打后,她割断腕动脉自尽了。超尘所渴望的是一种诗意地栖居的生活理想,作品中那位温文尔雅天天写诗的大学生似乎是这种理想的象征。《玛卓的爱情》中的玛卓是一个能写诗善跳舞的姑娘,她渴望着诗意地栖居的生活。她为3年来暗暗爱着她,给她写了1000多封未发出的情书的刘仁所感动,他们结合了。但是婚后的生活却十分单调平庸,他们的爱情似乎遇到了危机,甚至对爱情失去了信心。为了躲避这种失去爱情的磨难,为了改变拮据的生活现状,刘仁去了日本,玛卓却常常怕丈夫在国外另有所爱而忧心忡忡。已在日本有了比较安定生活的刘仁要玛卓去日本相聚,不料已到了日本的玛卓却死于京都车站的车轮下。痛不欲生的刘仁在驾车外出时,连人带车坠入海里淹死了。小说表现了世界是充满着罪孽、人生在世就是苦难的具基督教色彩的思想。《还乡》以出国还乡的主人公宋代对过去生活的追忆寻觅,突出对那种诗意地栖居的生活的推崇,和对当代社会精神颓败的批判。北村作品中的主人公对那种诗意地栖居的生活理想的追求的无望和失望,构成了人物内心难以摆脱的深深苦痛。北村将“信心”视做人在这世界上存在的根本。他把人生在世称做“在路上”,他说:“我们都在走路,需要知道目的地;我们也在打仗,必须胜券在握才行,这就叫信心。而人类所有苦难都是信心危机带来的苦难。”[8]在北村的不少作品中,都勾画了这样一些失去信心、颓废虚无消沉的人物,在他们的生活和内心中充满了罪孽和苦难。《施洗的河》通过刘浪充满罪孽的生活,揭示了罪恶的世界与罪恶的人性,在袒现世间无可逃避的罪孽的同时,突出了主人公内心难以实现的追求与难以摆脱的苦痛,这是一种现代人在对人的生存的意义与价值的寻觅中,感到生存的意义与价值失却的痛苦,那种精神的空虚和情感的无处寄托的苦痛,他甚至在与世隔绝的墓穴中生活,也躲不开这种内心的苦痛。《孙权的故事》中的孙权,他从小的幻想是当一个诗人,然而他在学校和老师吵架被开除后,他就在这个恶浊的世界中挣扎,他的生活充满了一种“在路上”的感觉,在这种无意义的生存中,孙权逐渐走向堕落,甚至在喝醉酒后将一起开公司的伙友张良掐死。直到他被关进监狱判处死刑后,他才追慕起那种诗意地栖居的生活。《情况》中龟缩在小阁楼里的主人公飘萍已成为行尸走肉,没有爱情,只有性欲,没有理想,只有肉躯,他可以和一切到他的小阁楼里来的任何女性发生性关系,生活只不过是生命的苟延而已,他是靠对过去的诗意生活的回忆而继续活着。作家让人物处在一种迷惘颓废的生活中,以其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追问突出了主人公苦痛的内心。北村把这种失却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颓废生活归结为信仰的缺失。北村的一些作品努力写出现代人对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寻觅,在灵魂寻找意义的过程中,心找不到栖所的苦痛的颓废与堕落。北村的小说着意描写人物在人生意义和价值探求中的内心深沉的苦痛,在着力展示人物与其不相谐的环境的冲突中,突出人物对诗意地栖居的生活的渴望与寻觅,以及这种渴望与寻觅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怅惘与苦痛。北村认为:“重要的不是痛苦本身,重要的是为什么痛苦以及是否有摆脱痛苦的途径。”[9]北村以其自我的人生经历和小说指出了一条摆脱痛苦的途径。
二 绝望与拯救
《圣经》：在主里有平安
北村的作品努力展示的是一个充满着罪孽和苦痛的世界,他在执意探索这个罪孽和苦痛世界产生的原因时,总是把他笔下的人物逼向绝境,不是精神崩溃走向绝路,就是神情恍惚绝望至极。超尘的走投无路割腕自尽(《伤逝》),宋代的追寻无望弃绝人世(《还乡》),孔丘的厌倦人生默默消失(《消失的人类》),玛卓的精神崩溃葬身车底(《玛卓的爱情》),都揭示了处在绝望之境中的人们走向绝路的必然结局。在这些作品中,北村也常常吐露祈望这些处于绝境中的主人公得到拯救的渴盼。北村在谈及人生的苦难时说:“因为圣经不但说‘在世间有苦难’,又说‘在主里有平安’。这就是我的小说对苦难得以摆脱的途径所作的解答。救赎是惟一的道路。”“我所期待的拯救者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稣。我不能否认这个神圣启示。”[10]因此北村在许多作品中,让处于精神恍惚绝望至极的人们在神的启示下,走向救赎之路,得到拯救,这是北村在许多作品的构思和结局中都着意这样处理的。《张生的婚姻》的开篇就引用了《圣经·罗马书》第3章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小说中的张生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哲学教授,他与美丽文雅的贵都大酒店服务员小柳相爱,小柳却在与张生去办结婚证的路上变卦,苦痛至绝的张生没法使小柳回心转意,他甚至在贵都大酒店当小柳的面割腕自尽,虽未死成却仍未能挽回婚姻,张生甚至有杀死小柳再自尽的想法,是神拯救了他。小说的结尾绝望至极的张生“好像有一个力量推动他的手,去拿这本书”,他在无可奈何中翻开覆满灰尘的《圣经》,在他阅读《罗马书》和《马可福音》时,他为神的光芒所震撼所征服。失去了爱情而走投无路处于绝境中的张生皈依了基督,他笼罩在神的光芒之中,他摆脱了痛苦与绝望,他得到了上帝的爱,他获得了救赎。《施洗的河》开篇引用了《马太福音》第4章17节:“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小说以此构成整部作品构思的主线,着力描写罪孽深重的主人公刘浪在寻找灵魂意义的过程中如何走向悔改和皈依基督。小说中的刘浪,在其精神恍惚绝望至极之时,被一个神奇的声音所吸引,他坐着小船顺水漂流,来到杜村受了传道人的启迪,皈依了基督。泪流满面的刘浪虔诚地向主祷告。作品以大段的祷词托出了主人公真诚悔改之心,展现了找到回家之路的迷途羔羊的欣喜之情,抒发了主人公对主的仰慕崇敬之意。皈依后的刘浪彻底脱胎换骨地变了一个人:“他完全如一只温顺的羔羊,手里抱着一本圣经,让阳光临到身上。”施洗后的刘浪,一切都重新起头。他甚至回归樟板向多年来一直与他相斗的龙帮土匪头领马大传教,居然使沉溺于赌局的马大受到启迪,马大随着刘浪奔赴霍童接受施洗。北村执意让其作品中的主人公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中皈依基督,让迷途的羔羊寻觅到道路,获得基督的拯救。北村认为:“我的主人公被‘逼’向信仰是一种必然结果。”[11]因而,北村在《孙权的故事》中,让被判死刑的杀人犯孙权受到同监房的基督徒刘兄弟的启迪,在阅读《约翰福音》第8章时受到感动而皈依基督。他获得了拯救,从一个笨拙的杀人犯,变成一个有用的人。北村在《情况》中,让行尸走肉般的飘萍得到一个素昧平生的基督徒女孩的启迪。小说以飘萍写给梦如的信,描述了这段皈依的过程。在《消灭》中,北村让年轻的癌病患者程天麻处于死的极度恐惧与苦痛中,以基督徒杨福音对他的传教,使作家程天麻平静地死在写完长篇小说最后一句的时候,朋友们为他举行基督教的葬礼。在《水土不服》里,北村让背叛了丈夫的张敏,在丈夫死去后的深深负罪感中接受《圣经》中“压弯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死的灯火他吹不灭”的启迪,从而使她仍平静地生活在这苦痛的世界上。皈依了基督信了神的北村努力在对人类苦难的真切深入的体验中,给出一条摆脱绝望走出绝境的路,给出一个解决的办法,那就是相信在这茫茫宇宙中有一位主宰之神,人们应当全身心地皈依神,在基督的光芒的照耀下走出黑暗,获得救赎,以神的爱来拯救整个人类。北村决然地说:“今天,背逆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到了该结束的地步。至交者要在地上恢复他的道路,你不作神的抄写员,就是当魔鬼的秘书,没有第三个地位。”[12]北村自己尽心尽力地做神的抄写员,也让他笔下的人物皈依到基督的十字架前,从而使他们获得最终的救赎。
北村必须处理好小说家与基督徒这双重身份之间的关系。小说家与基督徒并不天然具有冲突的可能，西方的文学大师们就是例证。但是对于一个使命感太强的中国基督徒来说，小说家这一身份或许会被利用，当作传道的工具。北村在信仰基督后写下的小说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只是在用一个基督徒的眼光打量这个堕落的世界而已。”这句话已经揭示出小说家与基督徒双重身份的冲突了。小说，尤其是现代小说，应是存在的一种探险，它起于未知，经于人性的深渊，终点应是开放的。而在北村这里，小说成了基督徒对堕落世界的打量了，因此小说很可能成为载道的工具。真正的信仰，对个人而言，也许是幸事；但若处理不当，对文学而言，则有可能是不幸。文学不能因为宗教而消亡，文学应该因为有宗教信仰而更为光华煜煜。北村以小说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基督徒身份，还一边用理性的眼光去追问文学与神性的精神关联。他小说的意义非常透明，透明到还有说教的意味。但是，北村转向基督教的信仰而常以一个教徒身份在小说中出场，这转变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它表明汉语思想与基督思想已到了一个可以相互对话的意义空间，北村的思考和创作就提供了一条很有意义的解释之路。
参考资料：
[1][12]南帆 《北村的小说图式》（《长城》1991，2）
[2][3]北村 《我与文学的冲突》（《当代作家评论》1995，4）
[4]北村 《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钟山》1993，6）
[5][7][9][10][11][12]林舟 《苦难的书写与意义的探询》（《花城》1996，6）
[6]北村 《神圣启示与良知的写作》（《钟山》1995，4）
[8]北村 《活着与写作》（《大家》1995，1）
人大复印资料：
汪树东《北村小说的文化心理特征》（《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302）
杨剑龙《论北村的创作与基督教文化》（《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2卷2000年第2期(总第89期) ）
王本朝《北村与基督教文化》（《涪陵师专学报》2001年4月 第17卷第2期）
修彬《先锋的迁移－－北村小说作品讨论会综述》（《福建文学》199501）
可参考资料：
北村《神圣启示与良知的写作》（《钟山》1995，4）
北村《我的大腿窝被摸了一下》（《施洗的河》花城出版社，1993）
北村《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北村《苦难的书写与意义的探询》（《花城》1996，6）
北村《神格的获得与终极价值》（《文学自由谈》1990，2）
北村《进入故事》（《东海》1995，1）
北村《信仰问答》（《天涯》1996，3）
活在信仰和爱当中--北村访谈之 价值立场的转变、信仰、爱
● 一个画家或者一个制作者可以制作一个桃树出来，并且努力使它们不一样，但永远不能制造出像生命自己所呈现出来的那样丰富和不同。
叙灵：九十年代末期，你的小说由尖锐的呈现逐渐转向平缓叙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
北村：这种转变基于价值立场的改变，价值立场的改变导致一个作家观察方法的改变。当你只能对一个对像用模仿来判断一种价值的时候，你只能描述它的质感，描述它的外在形象，描述它在时间中的状态，甚至把人当作物来叙述，因为你无法跟它进行内在的交流，你不会把它视为一个灵魂。如果说，你觉得要判断它是有灵魂的，它明天发生什么事情，既使你知道它的灵魂内部有一些事变，你又以何种方式介入这场事变呢？所以说，无法获得一种全知全能的视角，甚至无法获得已知的交谈的权利。然而，当你对整个人的意义有了一个基本的答案之后，你就会对人在时间中的每一个阶段的真相，产生你自己的认识和判断，这样你的判断可以明确了。这样的话，你与对象的紧张感渐渐地消失了，这就是我小说的叙事逐渐变得平缓的原因。
虽然叙事变得平缓，并不意味着内心的那种紧张感一定会消失，内心的紧张不仅是我
和对象之间的关系，而且跟我的信仰还有关联，只不过我把它投射到故事里和人物当中。
叙灵：自从你尝试在作品中融入更多的宗教思想后，小说形式越来越粗糙简单，内容归于重复与简单，不知你自己是否已经意识到此种变化？
北村：我一点都不认为我的小说因为宗教思想的原因，变得形式粗糙简单，我不承认，这是一个奇怪的评估。对于一个外围的人来说，他可能无法理解一个基督徒作家，他所写的内容究竟跟别人有什么不同。这不是一个宗教思想的问题。为什么有人会认为这些小说很一致呢?
这是因为他把这个作家的所有作品都预先归结于一个宗教思想的范畴。思想是抽象的，仪文是单调的，规条是苍白的，但是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他所经历的道路中有非常复杂的体验。或者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作家，他可能是一个有这样背景的作家，比方说法国作家纪德，纪德的小说中有两篇叫《窄门》、《背德者》的作品，在我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阅读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信主之前，我读他的作品，尤其像他的《窄门》，我只能体会百分之十，可是我信主之后，我的体验增加了百分之七八十。这完全是站在两个立场。我再打个比方，一棵桃树，它是非常简单的，简单到你眼睛逗留几秒钟，你就认出它是一棵桃树，它非得这么简单不可，因为生命的性质就是简单的。但是，你会发现没有一棵桃树是一样的，没有一棵桃树上的叶子是一样的。一个画家或者一个制作者，你可以画出或制作一棵桃树出来，并且努力使它们不一样，但你永远不能造出像生命自己所呈现出来的那样丰富和不同。
别人说我成为基督徒以后写的小说好像有许多相似之处，我认为他是理解成了选材的相似性，事实上，这对我并不重要。我可能选择不同的题材，也可能选择很相同的题材，我注重的不是这些，如果有人要看这些，应该去看传奇。在我可能写得一致的小说当中，能看到它们内在的极大区别。比方说，有两篇题材几乎相同的小说可能探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其内在空间是很大的。我在这里没有丝毫意思说，我写得很好，我只是认为，当下很多人对我这种类型的作家的理解上，可能有一座大山相阻隔。如果我们有相似的立场会好些。
叙灵：宗教信仰是否让文学单纯化了？是否因为这种单纯化，而损害了文学？或者文学其实就是更高意义的单纯，而这种单纯，是必须建立在复杂化的基础之上的，你是否赞同这种观点？
北村：宗教信仰可以让文学纯净，或者说是单纯。这种方式绝对不会伤害文学本身，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棵桃树千万不要让人认为它可能是一棵李树，仔细一看，哦！原来它是一棵桃树，应该一目了然让人认出它是一棵桃树。我认为这种单纯的意义很需要，它并不影响其丰富性，因为复杂只是一种方法，不是目的，是由思想所造成的，思想是复杂的制造者。丰富和复杂不同，丰富是理想和我们之间的迢迢长路上的风景。复杂只是疲倦的绝望者的梦呓。有价值的思想是根植于心灵和信仰的，它具有一种单纯性。不是体现在理解上，而是体现在相信上。也不是体现在疑问上。对于一个信仰的外围人来说，他主要的价值体现在疑问上，对于一个信仰者，他则体现在生命过程中的复杂经历上，这也是一种丰富性。可以说，复杂的思想未必有多大的价值，但是生命经历的每个脚印都是动人心魄的。
● 人类出现在世界上一定是有来由的
叙灵：小说的本质是探索精神领域的复杂性与各种可能性，但作为一个宗教型的作家，他不得不使文学回到了一种纯净的状态中，文学艺术最终只是对宗教教义的阐释，如此一来，文学是否已失去它继续存在的理由与意义？
北村：小说的本质不仅探索精神领域的复杂性，还探索理想的可能性，这是对的。这种可能性就包括通向宗教信仰、通向真理、通向盼望的途径。这样的话，文学就不会变成那种复杂的、黑暗的东西，它可能是纯净、光明的。文学艺术并不是对宗教的阐释，而是一种生命的经历。比方说，我不久前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写了爱情如何走向超越的问题，它有曲折的经历，当中还有深沉的痛苦，但它的痛苦并没有被掩盖，或被淹没在黑暗的迷津当中，而是被快乐和幸福超越了，它自然就走向一种单纯。问题的关键是你出示的快乐有没有信仰上的论据，只有这种快乐是可信的。我觉得这样的作品更有存在的价值与理由，其依据是什么呢？因为人类出现在世界上一定是有来由、有意义、有目标的，它不是偶然、随机、没有目的的，也不是为了不快乐而来到世上的。我们可以寻找不快乐的原因，但我们不能轻易的认为我们人生就是不快乐的。因此，我们即使能写出哭泣的本质，也不是我们最终需要的。
叙灵：中国道教、佛、禅宗的存在，则意味着一旦人遇到极端的痛苦，便会向这种消解机制寻求解脱，信仰基督跟这些类似于消解痛苦的宗教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北村：信仰基督不仅仅是消除痛苦，它的本质不是消除痛苦。好些宗教并没有说到天地的来由问题。我认为需要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解释其它的一些问题。它不是消解痛苦，它要揭示一个奥秘：就是关于罪的问题，它认为罪是真实的，是最大的障碍。那么基督教跟其它的宗教区别在哪里呢？基督教是一个真正的启示的宗教，而不是出于人的猜想，不是出于人的过于复杂的思想系统，譬如哲学；也不是人的过于复杂的思想幻像，譬如佛学。基督教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把人与神分开了，人从神而来，所有的话语都从这里开始。
● 是神的怜悯让我从一个无神论的作家成为了神的信徒。
叙灵：你如此表达过，真正的安息是必须建立在没有良心的冲突的基础之上，像你的《伤逝》、《玛卓的爱情》等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死于良心的冲突里，是否你内心曾经经历过这种良心冲突的撕裂灵魂般的痛苦？是什么原因最终让你由一名无神论的作家成为了神的信徒，并且信得如此彻底？
北村：我的内心诚如你说，是经历过这种良心的冲突和灵魂撕裂般的痛苦，因为我亲眼看到了罪恶在我心中发动，甚至从罪性发展到罪行，这个罪不一定是法律意义上的。我觉得是神的怜悯让我从一个无神论的作家成为了神的信徒。我也有机会真正来实践信仰，在这些日子中我有幸看到信仰的各种见证。
叙灵：当你通达了人的局限性与残缺性后，是什么力量让你重新相信人最终将被拯救？
北村：正是因为我看到了人的局限性与残缺性之后，反觉得有盼望，如果是基于人的立场，我觉得前途是完全黑暗。
叙灵：前几年，你曾在一篇随笔中说过“宁愿做上帝的信徒，永远的歌唱，也不愿再从事写作”之类的话，那么当时是何种力量让你当时决定放弃写作的呢？
北村：我的确宁愿“做上帝的信徒，永远的歌唱。”这种生活比写作来得快乐，但是它需要一个前提，就是你的生命得长进到一个程度，使你从灵里获得自由。
在我内心当中，还有巨大的软弱性，这软弱的部分和我的信心部分一直有一种关系。文学可以记录这个过程，就是说如果文学还有价值的话，这种文学稍微才有价值，因为它至少与神圣有关。比方说，彼得犯了那么大的罪，否认主耶稣。主说，鸡叫三遍以前，你要不认我，结果他发誓，赌咒，说不会。结果他一说谎，鸡就叫了。这个时候，在彼得的心灵升起了一股巨大的悲痛。作为这个事件来说，是极度消极的，但为什么写在圣经里面？就是彼得的眼泪非常有价值――因为他的眼泪、悲伤和神圣有关。
叙灵：中国作家到一定年龄的时候，精神就会出现枯竭思想也变得空虚，这是为什么？
北村：中国作家的早衰主要是因为大部分是感受型的作家，既缺乏对类似于信仰和真理这样一些精神目标的追求，又缺乏基本的理性精神，所以他们的创作变得难以为继，我认为就这么两个简单的原因。如果有一个基本的理性精神，顺着这个理性精神走下去，一定会遭遇一些重大的问题，就不会那么轻松地回避这些问题，从而不会轻松地逃避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
我看到非常多的作家，一旦成功以后，就到处开笔会，到处品尝各地的美酒，喝各地的好茶，指导各地的文学青年，然后纷纷成为作协的干部，他们作为一个作家已经不复存在了。
叙灵：托尔斯泰五十岁皈依上帝时，村民曾问他：“你天天说教，看你是怎么生活的”，伟大的托尔斯泰听后感到很羞愧，之后，他把田产分给了农民，自己穿简陋的衣服，并像农民在田地里耕种，以实际行动履行上帝的教义，你能做到这点吗？
北村：托尔斯泰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在作家当中是绝无仅有的。我认为他的选择来自于他天然、真实的信仰的力量，而我的生命远远达不到这个程度，但是我渴望能够像他那样获得自由，到了这个时候，作家这个职业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叙灵：托尔斯泰晚年沉浸于宁静的宗教状态中，陀斯妥耶夫斯基一生都处在魔与神之间的摇摆中，这二位作家你最喜欢谁？他们二者的精神世界有什么区别？
北村：我对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两位作家给以同样的尊敬，对于我而言，他们是两个最重要的作家，我把他们理解为：一个是获得解决的作家，一个是未获得解决的作家。无论是获得解决或未获得解决，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同一个，就是信仰的真实性。
●当一个作家是否能够尽到责任，倒取决于这作家的良知。
叙灵：在我们这个被剥夺精神的时代，世人似乎早已抛弃品德、良心和理想，那么作家所承担的责任是什么？写作的意义何在？
北村：作家所承担的责任是，既便我们没有那么强大的生命，能够向人们出示理想，至少也要保持相对的严肃性和理性精神，能够使我们的作品揭示基本真相。
叙灵：面对当今四处泛滥的中国作家的虚无主义精神，在诸多作家不相信拯救可能性的情况下，你认为对生命价值的重新确认是否存在可能？作为一名坚信“人最终被拯救是可能的”的基督徒作家，你认为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有意义吗？
北村：中国作家当中有一部分只相信虚无精神，这来源于中国文化深远的的影响，可他们屈从于虚无之后，就认定虚无本身就是一个价值，这类作家需要建立一个非常炫目的迷津来支撑这个结论，这个被抽离本质的迷津，具有巨大的迷惑性，它有两种表现方式：一种呈现在社会价值方面，一种表现在文化价值层面，两者的实质都是游戏。我比较认同西方作家，他们是不游戏的。关键在这里。即使他们游戏，这种游戏也是建立在一个反叛的立场上，对他们无法确信的秩序进行反叛，它并不存在真正游戏的成份。西方一以贯之的理性精神是追求清晰、追求目标、追求本质的，而游戏是很不清晰、模糊本质、隐去目标的。
我认为中国作家的写作是否有意义也是取决于个人。中国作家必须回到两个立场上：一个是良心的立场，无论身处什么国家、什么民族、何种社会地位，只要是人，良心的感觉是一致的；另一个是回到理性的立场，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理性立场的方法就是在他的创作过程、创作动机、创作目的及创作意义上，有一个基本的严肃性，只要在他的作品中保持相对的严肃性，那么他一定会遇到一些重大的问题。如果作品中的严肃性不保留，就永远也遭遇不着。
只要能坚持这两条的话，写作就是有意义的。比较可怕的是，很多作家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推卸这方面的责任了。
叙灵：在我所从事的IT行业中，一些以知识精英自称的知识分子，以不读文学作品为荣，他们信仰有用的人生价值观，对于这种普遍存在的功利主义的现象，你认为这是不是人精神堕落的表现？
北村：你说的这些精英们，他们不读文学作品也许有一定的道理，可能当代作家所提供的东西有限，不能给他们一个好的示范。反过来说，如果他们以不读文学作品为荣，则会使他们的人生失去价值。书籍是一个珍贵的保留人类精神信息的载体，尤其是纸媒介。人活在地上的痕迹是属于精神的，我们和书籍对话，就等于和许多的灵魂对话，这些灵魂留下的印记是人类历史的重要标志，它的价值远远超过那些留下来的陶片和骨骸。
我们是历史的承继者，这就是我们的历史，精神史是历史中最重要的部分。那些以不读书为荣的人，他就要割断这个历史，就等于把自己放逐到一个没有来历的地位上，完全如孤单的孩子，这种状态会使人对意义、荣耀、尊严变得越来越不敏感，从而趋向于动物性，失去精神性，这种趋向非常可怕。
叙灵：当你向周围人发出信仰的信号时，若没有回应，你会感到痛苦吗？对于一个像你这样
拒绝欲望、信仰爱的人来说，孤独的跋涉到底能坚持多久？
北村：我绝对没你说的那么高尚，我觉得我很软弱，我的作品所发出的信号是极其微弱的，我并没有尽到很好的责任，这主要是由于我的生命程度很低的缘故。文学也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无论是这种没有回应的现实，还是我生命程度低的状况，都让我感到痛苦。众人的加入会帮助我提高信心，但是众人的不加入却不会损害我的信心。因为我所看见的一切是真实的，就像我今天看到你一样，我今晚回家，可能有一年时间都看不到你，但我不能否认你的存在，我要否认你的存在，我便是说谎者。
至于一个人在这样的道路上能走多远，完全在乎神的怜悯。当一个作家是否能够尽到责任，倒是取决于这个作家的良知。
采访后记：
《信徒北村》
第一次跟北村接触是在1999年，当时我遇到了一场严重的精神危机，我的同事陈红云大姐，也是北村的老同学，出于救助之情把我推荐给了北村。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去往北村家的那一幕。当时，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叩开了北村在福建文联的宿舍大门，一张胡须刮得干干净净的圆脸进入我的视线，让我极其惊讶的是，小说写得炉火纯青的北村竟然如此年轻，好像比我这个出生于70年代的人稍稍大一点儿。在我们的交谈过程中，北村时不时发出爽朗而纯净的笑声，让我这个感觉前途暗淡的心灰意冷之人也深受感染。
这次会面，虽然没有最终使我成为像北村那样的人，成为一名有信仰的基督徒，但我至今都在感激北村所给予我的无私的帮助，他让我懂得生命是珍贵的，不管怎么难，人应该怀着爱好好的活下去。
此后，每年我跟北村都能见上一二次面，由我牵头，找几个当地爱好文学的朋友，非常不合时宜的在福州茶馆里畅谈文学和人生诸种问题。像这样的聊天聚会，无疑北村每回都成了主角，他凭借出类拔萃的口才和说话时手舞足蹈的表演才华，让在场的人几乎插不上什么话，即使连我朋友里公认口才最好的佼佼者，这时也会变得沉默不言，我们完全被北村强大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深刻的思想所震撼了。
北村的逻辑说服力，在福建是出了名的，就连他十多岁的儿子豆豆，在前年向我骄傲地描述，有一次“北村老爸”驾车忘带了证，途中被交警给扣上了，他长说短说，硬是把这位交警说得口服心服，最后给放了行。
自2001年以后，北村和妻子一起移居到了北京。关于此次决定，福建的许多朋友都显得不理解，各种不利于他的传言，在一些小圈子里流传。有人说他所行的事不像一个基督徒，有人说他的小说变得平缓圆熟，没有以前那么尖锐有力。然而，这些指责他的人并不知道，北村仍然是以前的那个北村，仍然是坚持信仰、追求真理、内心有爱的这么一个人。甚至经受糖尿病魔长期折磨的他比以前更加成熟了，他在信主的道路上只会走得更远、更加彻底。
北村曾把金钱比喻成“绞肉机”，怀着对主的一份虔诚，他经常跟自己的软弱做斗争，勇敢的抵制各种世俗的诱惑，不仅希望自己“成为主的信徒，永远的歌唱”，而且要求自己自始至终做一个有尊严、有良知的人。
病痛会使一个作家思考人生的一些重大问题，“人如何去爱”是北村极力探索的问题之一。早在多年前，他就喊出了：“人没有爱的能力”的惊世之言，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爱的幻想与追求，在他的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玻璃》前言里就执着的说：“爱有不同的深度，那么爱到最深的才是爱，要爱到那么深，只有舍己，别无他途。因此爱是信仰。”
我不愿把北村看成一个天才，尽管他在二十岁时就写出了让文学界称赞的作品，已名扬天下。作为他的朋友，我倒宁愿称他为信徒。为了修行，他离群索居，在北京宋庄村过着一种半隐居式的生活。我在想，那些所谓的牛逼哄哄的追逐名利的明星作家，比起苦苦探索人类精神的出路的信徒北村，不由让人怀疑他们所坚持的立场到底在哪里？
南京作家吴晨骏是这样评价北村的：“他是我所见过的人中最坦诚、最无私心、最明朗、最纯净、最真实的一类人，其感人至深的宗教品质，在中国当代作家中绝无仅有。”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村的生命经历及作品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人重视与关注。因为他得到了神的启示，将给这个世界增添光和盐。
